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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进党的堕落史及台湾的政治社会衰败
民进党和台独崛起，是1987年台湾解严后最重要的历史现象，它们根本改变了台湾的社会结构，也极大重塑了台海关系。关于民进党和台独，无论是反对者，还是同情支持者，对他们的认识都是呈脸谱化、意识形态化、极端化，尤其是在中国大陆，至今尚未有人用历史的、政治学专业中立眼光分析这个问题。不能正确认识民进党和台独，就不能正确认清台湾最近三十多年的变化，也事关我们思考后发地区到底应该如何推进社会民主化这一根本问题。为此，笔者试做一些研究分析，请各位行家批评指正。
本土势力主流本来属于左翼进步主义范畴
民进党虽然只有30多年的历史，但是民进党根植于台湾1920年代后期就逐渐兴起的本土运动和1950年代后兴起的党外运动，这不是学术界的自我联想，民进党的历史叙事溯源也是这么讲的。不过，与现在民进党等本土政治组织的右翼光谱不同，这些本土力量，乃至早期民进党本来都是属于左翼范畴的，并且与中国大陆保持紧密联系，对中国认同不那么抗拒的。
1920年代，台湾小知识分子群体和工人群体开始出现，并开始觉醒，这时候台湾本土运动的主张虽然形形色色，但是最有影响力的还是奉行社会主义阶级斗争和民族解放理论的左翼，他们成立了 “台湾文化协会”、 “台湾工友联合会”、“台湾农民组合”、“台湾左翼文化联盟”等组织，后来以此为基础成立了“台湾共产党”，兼受日共和中共的领导，这时代本土运动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是蒋渭水、谢雪红、杨克煌、张志忠等人，其中以后谢杨西渡大陆，并且都加入了中共。
1945年台湾光复后，尤其是“二二八事件”后，台湾本土力量进一步左翼化，这个时候，台湾小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好感，明显强于国民党。李登辉曾经在读大学期间，先是加入左翼组织“新民主同志会”，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最近刚刚去世的台盟主席张克辉先生，也是这个时候左翼青年一员。据统计，1949年底，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有200多个支部，台大和师大各个院系几乎都成立了党支部，交通、邮电等行业等工会也基本倒向共产党，台湾最有影响力的媒体《政经报》、《自由报》、《台湾评论》也都是左倾报纸。（中央研究院台湾史研究所林正慧：《中共地下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1946~1950）》）
总之，从日据时期到国民党统治初期，台湾本土势力主要属于左翼范畴，它以阶级动员作为手段，而不是族群主义，主要诉求是实现社会平等、民主和自由，为中下层人民正取利益。虽然他们先后提出了“台湾独立”和“台湾自治”的口号，但是这种独立自治更是寻求脱离高压统治的一种反抗手段，并无对中国文化和未来与中国统一有排斥之意，所以，也得到同为左翼的中国共产党的同情和支持。
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使得台湾本土运动基本销声匿迹，1960年代后，随着台湾经济腾飞带来的本土中产阶级及知识分子的兴起，本土力量再度兴起，这批人大致分两批：一批是陈映真、蒋勋、王拓（后来成为民进党早期重要人物）、丘延亮、陈述礼等为代表的左翼人士，他们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鲁迅著作，关注底层，提出“乡土文学”运动；另一派新崛起的代表的施明德、张俊宏、林义雄、许信良、康宁祥等法律界、政界精英，他们也是明确主张反威权，诉求底层利益和社会正义。
从这一时期本土派主要政治倾向看，即使到1980年代初期，台湾本土势力主流还是偏向左翼，或者成为中国青年党、中国民主党等建制派党外力量，未脱离一个中国的认同范畴。当然这时候也逐渐产生了以辜宽敏（辜振甫之弟）、彭明敏、廖文毅兄弟等位代表的现代意义上的“台独派”，即以台独为主要政治动员主张的本土派，但是要么他们的主张是极其边缘化的，要么主张是动摇的，与国民党切割不清的。
因此，当时外省籍的党外运动人士，比如雷震、李敖、王小波、陈鼓应等等，他们对台湾本土运动力量也都是支持的，因为台湾本土运动仍是以反威权、争民主、维护下层利益的正义普世面目出现的，而不是一个狭隘的排斥外来者的运动。
民进党向右翼民粹主义的堕落
以台湾本土势力及党外运动力量为基础，1986年9月底，民进党正式成立。民进党初期仍可以说是一个左翼力量占主流的为中下层利益占主流册政党，党内最有影响力的三大派系——“新潮流系”（代表人物邱义仁、林浊水等）、“福利国连线”（代表人物施明德、苏贞昌等人）和“美丽岛系”，最起码前两个是有鲜明社会主义色彩的，“新潮流系”主张社会民主主义和“群众运动”，内部实行“民主集中制领导”，领导机关称为“政协会议”。就连后来加入门户的蔡英文也自称“很左派，对中下阶层很有感情”。
民进党成立初期，虽然开始操纵台独议题，但是重点仍放在关注劳工、环保、南部农民、妇女等弱势群体，增加社会福利，正如一开始党纲阐明的要 “制订合乎社会正义的财税制度，缩短国民所得差距，杒绝贪污浪费，减轻人民税赋负担。重建有秩序的金融制度，以利企业筹措资金，改善民间储蓄收益”。与国民党维护资本和权贵利益的右翼色彩相比，此时民进党无疑是是中间偏左的政党。
民进党成立大会上还有一个不为人所知的笑话，在圆山饭店讨论政党名称时候，有人建议叫“台湾民主党”，但是遭到很多人的反对，有人还开玩笑说，政党名称不能加“台湾”二字，若是以后反攻大陆成功，叫“台湾民主党”的话，就没有办法在大陆发展了，大家最终达成决议，淡化台湾色彩，叫“民主进步党”。联想到陈水扁执业之初，创办的律师事务所叫“华夏律师事务所”，而民进党创党发起人朱高正，后来又退党成立了“中华社会民主党”，说明一开始民进党人在“台独”上没有共识（这也是民进党台独化以后，早期大佬纷纷出走的原因），也不是“根里独”，只是以后把“台独”当做政治操作的工具而已。
鉴于台湾本土势力的左倾渊源，以及民进党早期党纲的左翼色彩，因此在民进党成立初期，中国大陆官方一方面警惕他们“台独”倾向，另一方面，把其视为一个与国民党不同的进步力量看待，保持谨慎接触。所以，民进党又是第一个与大陆官方接触的台湾政党，陈水扁、谢长廷等都曾经在1990年代初访问北京。
然而，随着流亡海外的“台独”人士的回归，并加入民进党，激进势力逐渐绑架了民进党，民进党在两岸问题上越来越极端化。最重要的是，随着台湾最高领导人开放直选，民进党出于选举动员的需要，意识到族群主义才是最好的收割选票利器，拼政见、治理主张，民进党肯定拼不过国民党，但是只要一打族群牌、统独牌，民众关心的焦点立刻变了，民进党必胜。
所以，大致以1996年选举为分水岭，民进党的政治活动重心开始从以前的照顾底层、实现社会正义的左翼党，转到利用族群问题，盲目排外，变着法子操纵民粹主义的右翼党。民进党政策出发点，也不再是台湾人民利益最大化，而利用民意实现选举政客的权力最大化。
民进党的民粹高举民主的大旗，但是它与历史上雅各宾主义、庇隆主义、波尔布特主义，南非、津巴布韦反白人种族主义民粹并无本质区别，它的特点是：
反建制、反精英。在2000年政党轮替之前，国民党执政的“中华民国”建制基本上是垄断了台湾社会绝大多数精英，尽管这个建制有缺陷，但是仍旧是成功让台湾实现了现代化和民主化。但是民进党完全否定精英组成的建制，排斥精英发挥作用，认为建制和精英等同于“腐朽”、“特权”、“不平等”，而取代精英的草根政客不仅治理能力大大退化，在腐败问题上也不输于过去建制精英。
反理性，政治意识形态挂帅。姓台姓中、姓统姓独高于一切，而不是民众利益。两岸三通、服贸协议哪怕对人民有利，因为姓统，也没有政治合法性；你只要是主张统一的外省籍人，哪怕再有本领也处处会受排挤，而如果是主张“反中”的本省人，哪怕不学无术，只要你天天把反中的旗高举，也会顺风顺水。这种做法，与中国大陆极左时代凡是都讲姓社姓资没有丝毫区别，让全社会聚焦于一个敏感的问题，无限泛政治化，一棍子就可以打死一切，导致社会越来越缺乏理性政策辩论的空间。
尽利用谎言或偏见，制造矛盾，激化民意。民进党深知煽动族群对立、两岸对立才是对他们选举最有利的，因此，在民进党的意识形态里，把中国和统派完全描述为负面邪恶的，把台湾本土和独派完全描述为正面正义的（其做法也与阶级斗争学说，把资本主义完全抹黑，有产阶级完全抹黑，而无产阶级完全抹红并无区别）。
漠视专业人员组成的代议政治，频繁诉诸于全民公决。正常民主国家都视全民公决投票为民粹异端，英国三百多年宪政民主史上仅仅发生过3次公投，美国更是没有进行过一次公投，而民进党在2004年至2021年的17年间就发动了5次公投。此外，每次最高领导人选举、县市长选举等也都被过分动员，民意表达廉价化和情绪化。
从近现代的民主化历史看，台湾本土势力本来有希望发展成为一个由政治精英组成的，类似西方社会党、民主党之类的左翼政党，尽管本土派与国民党之间在国家认同上有所差别，但是在所有政治议题中，统独话题只不过是其中之一。
但是民进党放弃了初心，放弃了通过政绩和建树为台湾人民争民主、争利益的做法，改用机会主义方式，无所不用其极地操纵族群话题、国家认同话题，大搞台独式的极端族群主义，排斥外来事物；在政治动员上则是纳粹式的、拉美式的民粹主义，讲极端主义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按照西方政治学光谱，民进党其实既不进步，也不民主，而是一个保守反动的右翼民粹主义党。
民粹泛滥、台独意识主流化与台湾的衰落
那么如何评价台湾30多年来民主化的成就呢？很多台湾人和大陆一些知识分子对此有极高的评价，或许是因为中国苦于没有民主久矣，过于强调这种一人一票民主的意义。如果一个社会文明的最高成就就是普选和一人一票，这种观点无疑是对的，但是从整个社会发展角度讲，这些年民进党的做大，民粹主义和台独的泛滥，降低了台湾民主的质量，抹煞了台湾向更好方向转型的可能性，台湾社会发生了很多倒退。
第一是台湾政府系统的治理能力和决策水平的大倒退。民进党上台后，逐渐抛弃了国民党时代遗留下来的亚洲最高效、精英化的官僚体系，内阁频繁倒台，而新上任的治理者的经验、能力、眼界均与之前不可同日而语。无论是陈水扁政府，还是蔡英文政府的产业政策、福利政策多以失败告终，台湾科技和产业地位边缘化；民进党虽然以反黑金、反腐败为号召崛起，但是民进党执政下贫富差距没有缩小，反而扩大，
借用亨廷顿和福山的概念，此所谓“政治衰败”，即政府治理能力的大幅滑坡。最直观的是反映在经济上，增长率持续走低，台湾在1990年人均GDP相当于新加坡的68%，而2022年不足44%，在21世纪多数年份里，台湾人均GDP在四小龙中沦为垫底。
第二是台湾社会撕裂，陷入内耗。作为移民社会，内部的团结是第一要务，族群冲突是最大伤害。无论是日据时代还是国民党时代，当局总是避免触动原有社会基础，淡化各族群之间的差异，推行族群和谐、族群融合政策，民进党则尽可能挑动族群分裂话题，对泛蓝无限发挥省籍议题，甚至对内还造出原住民、闽南人、客家人等不同议题，夸大人群之间的差异，甚至煽动对抗，社会无限内耗在文化概念的冲突中，此曰“社会衰败”。
第三是降低了台湾社会的认知水平。民进党一味丑化大陆，进行文化上的“去中国化”，阻挠海峡两岸的往来，让台湾人的关注点局限于撮尔一岛，极大束缚了台湾人的视野，尤其是让青年闭目塞听，夜郎自大。特别是最近几年，民进党意图借助西方右翼反华力量实现与中国大陆脱钩切割的目的，无底线迎合西方右翼保守主义，又煽动民众仇视中国，其实引领社会走向一个对抗和战争的满盘皆输的道路。
第四是让台湾丧失在战略和软实力上的优势地位。过去台湾政权自诩为中国的合法代表，这种号召有利于吸纳全球华人精英，也有利于提高台湾在国际的战略重要性。然而，民进党进行“去中国化”，外省籍精英（他们占台湾精英群体的多数）全面被排斥，这些年纷纷远走美国，或者来大陆东南沿海发展，现在台湾各领域的人才质量与八九十年代根本无法相比。
一味排斥大陆、害怕大陆，也极大影响了台湾自身战略定位高度，以及战略施展空间。台湾本是集中了中国传统文化精粹最多的地方，自诩为中国文化正统所在，“去中国化”使得发展和宣扬中国文化成为政治不正确，让台湾的文化软实力优势地位丧失，可以说是自弃金字招牌。反精英、反中，让台湾失去了灵魂，“台独”讲“一个中国”是对台湾的矮化，其实“台独”才是对台湾的最大矮化、边缘化。
总之，民进党无疑破坏了台湾向一个高质量民主转型的可能，让台湾民主成为一种劣质民主，廉价民主，是对民主的严重亵渎。它也破坏了两岸关系向一个理性发展方向前进的可能，更破坏了台湾的基本发展潜力。这三十多年来，尤其是2000年政党轮替后，很难说台湾是赢了还是输了。就像一个人原来有腿疾，但是为了医好腿，五脏六腑被过度医疗伤坏了，能说他比以前更强壮了吗？
一些大陆人眼中民进党是大中华地区民主的创造者、捍卫者，认为我们理应超越统独意识去支持民进党，他们恰恰被民进党的民主招牌所迷惑，过于单一的把一人一票和普选作为衡量民主，乃至社会进步的唯一标准，而忽略了民主招牌下的民粹对社会的巨大伤害（而民粹思维更是渗透在全体华人的潜意识里，从台独到香港本土主义，到内地互联网民粹，逻辑都是一致的）。
台湾的悲剧提醒我们，发展转型中既要警惕极端民族主义、暴力阶级斗争的思潮，也要警惕披着价值正义外衣的民粹主义，任何一种极端思潮都会葬送现代化的成果，掏空社会的发展能力。在全球现代化转型中，只有英美系和北欧系等少数国家规避了民粹的危害，这正是英美制度和北欧制度最值得让人钦佩之处。